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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环境呈现新变化

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一些微妙但意义深远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安全、经济、外交三个方面:

一是安全方面。从现象上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主权争端热度不减,东海、南海形势持续紧张,成为当前我国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因台湾岛内政治版图变化而引发的两岸情势仍扑朔迷离;朝鲜半岛局势风云突变,朝鲜核问题与导弹试射、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等对我国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印边界对峙事件在2013年、2014牟曾一度引发国际杜会关注;缅甸果敢地区武装冲突对我南部边境造成一定安全压力。与此同时,考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还需要认识间接因素的影响,如南亚印巴局势、东北亚的朝韩关系等。然而,从历史和整体的视角来看,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有利的、向好的:一方面,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可能性极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管控分歧方面做足了功课,双边安全争议演化为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经济方面。受金融危机与欧馈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亚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这使得亚洲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尤其是东亚地区。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进一步紧密,如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完成升级、中韩自贸区建成等。从贸易、投资情况来看,中国也已成为多数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与主要的投资来源地。不仅如此,中国还适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助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经济繁荣与共同发展。然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也存在一些挑战,如中国与不同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不平衡现象,此外,经济合作中政治因素的制约作用体现明显,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因此停摆。

三是外交方面。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巩固,双方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20166月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是其重要体现;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关系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保持发展势头;中国与中亚五国保持了积极的外交关系,中蒙关系迈上新台阶。尽管中印、中越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存在争端,但外交关系整体平稳。中缅关系稳中有进,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2016817-21日访华。中菲关系因为阿基诺三世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受到严重冲击,但杜特尔特政府似有意与中国缓和双边关系。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陷入低谷,但近年也出现了积极动向。不过,鉴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尤其是对东南亚的大力投入,中国在该区域的外交影响力面临新挑战。

综合来看,我国周边充满生机活力,有明显发展优势和潜力,我国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而言,在北部、西部战略方向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有所保障,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相对突出,在打击“三股势力”与跨国犯罪、加强司法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潜力与空间较大;在东部、南部战略方向上则与此相反,经贸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安全与政治议题突出,而这最终将会制约经贸合作的开展。

 

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动因分析

那么,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变化的主要动固有哪些?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崛起撬动地区战略平衡点,引发国际与地区格局转型。

中国的快速和平崛起,成为近年国际格局转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也主导着国际战略态势变化的趋向。中国崛起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全球趋势2030》认为,按照传统的权力要素(GDP、人口、军费、技术)来分析,中国将

会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而按照新权力要素(GDP、人口、军费、技术、教育、卫生、治理)来看,美国被中国超越的趋势不会改变,时间可能延后到2040年左右。其次,中国崛起还体现在军事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开支保持增长态势,军事现代仁进程获得提速式发展。再次,中国在创新能力、全球竞争力方面也获得了长足进步。最后,中国在规则制定与制度塑造方面也可圈可点,如倡议组建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经济性制度安排。

中国崛起是当今时代最突出的地缘政治事件,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首先反决在对周边国家与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影响上: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了地区战略格局变动,中国周边环境似出现了某种矛盾现象: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边关系为建国以来最好时期,周边国家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分享发展红利的战略期望不仅束变,反而有所上升;但应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同步上升,对华心态更趋敏感,疑虑与戒备、防范和牵制增多。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区域层面,而扩散至全球领域,国际战略格局也因此而联动,世界主要国际力量在体会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之时,也感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战略冲击或压力。显见,近年中国的快速崛起,已成为打破后冷战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战略平衡的主囚之一。

(二)全球和地区战略性力量政策调整,中国周边地区成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中国周边环境所发生的新变化因中国快速崛起而生,而他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应对则进一步影响和塑造了这一进程,故中国周边环境变化是中国因素与外部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这种外部因素除周边国家因素之外,美国更是“功不可没”。自2010年起,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大战略,即后来所熟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与价值观等领域加大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投入:政治上,美国注重加强同盟关系,井积极发展伙伴关系,在亚大地区构筑多边安全同盟体系;军事上,奥巴马政府加强在中国周边投棋布于,给中国安全带来重大挑战,如宣布到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军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将把其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任内与美国进行过联合军演的中国周边国家多达16个;经济上,美国除提升与城内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之外,还极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力图达成一项全面、高标准、平衡的区域贸易协定,意在引领21世纪的国际经贸规则;外交上,美国推进“前沿部署外交”,积极与地区内国家或国家集团发展新型关系;这客观上对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造成了削弱。尽管不能完全将美国的这种战略转变视为对中国的“围追堵截”,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以及在不测事件发生时对中国保持战略优势的意图仍十分明显。

实际上,当前中美关系极为复杂,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势力进一步扩展,渲染中美“今夜就开战”的观点在美国颇有市场。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与中国开战》,认为美中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想象”,并详细分析了战争的四种可能性。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已由潜在、次要的竞争对手转变成现实、主要的竞争对手。并且,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意识形态领域,还延伸到规则制定(如亚投行的设立)、地区主导权之争(如美国对亚洲新安全观的解读)等方面。可以说,中美的战略竞争已全面铺开。需要看到的是,除了中美两国直接交锋之外,美国还唆使其盟国或伙伴国对华发难,从而进一步令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化。例如,在南海问题上,本来与该问题毫无关联的欧洲周家(如英国)也纷纷发表宣言,表达关切。很显然,美国战略的转变客观上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而周边国家便成为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不可缺少的要素。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如窟算盘也面临着重要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美国国内的经济、财政状况。目前来看,美国的经济复苏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表现为经齐增速起伏不定,这也使得美国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面对财政吃紧的状况,奥巴马政府也试图予以扭转,例如大幅削减军费。这虽然能够缓解英国财政赤字奇高之忧,但对于美国在全球的行动能力将会造成影响。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状况不乐观,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也有所降低,这影响到了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社会基础。

二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状况。从本质上讲,再平衡战略是力量的重新配置,这种调整是存量调整,而非增量调整。也即,如果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状况恶化,原先用于强化亚洲的英国力量将不得不削减。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平衡战略对外部因素的依赖性极高。乌克兰危机的突发并不可逆转,使美国在以为可以高枕的欧洲不得不面对战略老对手俄罗斯的挑战,“伊斯兰国”以超于世人预料的残暴性和速率席卷中东伊叙地区,使得美国不得不应对一场全新的,或说是形式全新的反恐战争。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似出现了东一中一西无法平衡、首尾难以相顾的情势。

三是亚洲区域内国家的态度。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亚洲区域内国家带来了双重心理反应:一方面,它们欢迎美国介入亚洲事务,并将其视为平衡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力量。当然,这主要是安全角度的考量。但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又需要保持并发展好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仅是希望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而且也有地缘战略的考虑,毕竟中国也是一个亚洲国家。不仅如此,亚洲城内国家对于美国推进亚大再平衡的能力与可持续性也表示怀疑。如果特朗普当选为美国下一任总统,这一战略很可能前途难抖。因而,大多数亚洲国家极不愿意在中关两个巨人之间选边站队,平衡外交或等距离外交是它们的优先选择。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与区域内国家关系,甚至是“拉帮结派”的方式来达到其战略目标并不容易。

四是中国发展的状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中国的发展形态又是美国亚太战略最重要的影响变量之一。从根本上来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是实现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国家利益,这决定了美国在战略推进中必须要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从而也决定了美国在实施其亚太战略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战略关切,必须要把握好战略防范与战略接触之间的“度”。否则,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难免不会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

 

中国外交战略的再平衡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我周边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刺激其他大国加大对我周边地区的投入和战略关注。在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牵引之下,世界或地区各大国纷纷调整自身政策,或迎合美国的战略转向,或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从而形成了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国“东望”的基本态势,全球战略再平衡颇有方兴未艾之势。实际上,这一现象反映出国际权力体系与战略布局的再平衡倾向。这种再平衡,其意涵在于原来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即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影响力中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方面,国际权力分散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全球权力重心发生了位移,即权力东移现象日趋明显。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帜,偏好新孤立主义政策,这在共和党内引起争议。多名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发出警告称:“我们尤其担心特朗普当选总统对美国在亚洲未来的影响。亚洲如今是全球经济的重心所在,随着中国的实力上升,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虽是美国国内政治现象,却深刻展现出美国对亚洲的重视以及对中国快速崛起的严重焦虑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国际格局变动是对原先国际力量分配失衡的一种再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国际权力体系与国际制度框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对此,中国自身的战略也需要考虑再平衡的问题,重点是要厘清几组重大的战略关系,主要但并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之间、东西南北四个战略方向的关系、安全与发展之间、维权与维稳之间、海洋和陆地之间、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国家能力与大国责任之间等几组关系,其核心系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之间、国家安全底线与国家战略目标诉求之间的平衡。就周边环境而言,如何处理好东西南北四个战略方向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是重申之重,中国外交需对此有更加填密的思考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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